1972年1月10日的北京，气温在零度上下徘徊，寒风裹着灰尘从西山一路刮向城里。下午三点，八宝山公墓礼堂外的松柏一动不动，礼堂里却将迎来一场分量极重的追悼会。对很多在场的人来说，这不仅是为一位元帅送行，也是亲眼见证两位老战友半个多世纪情谊的最后回响。

就在追悼会开始前的短短两小时，一通电话打破了中南海的沉寂。毛主席临时作出的一个决定，改变了当天的安排，也让许多人都想不到地，留下了那句“那怎么敢当啊”的哽咽。

一、病榻上的决定

1月6日深夜十一点五十五分，陈毅在北京逝世，终年七十一岁。消息传到西花厅时，周恩来已经很久没合眼了。他第二天一早就让秘书把噩耗转报给毛泽东。

那时的毛泽东，同样卧病在床。听完汇报，他沉默了很久，只是轻轻摆了摆手，让大家先出去。等到秘书张玉凤重新进屋时，毛泽东仍然睁着眼躺在床上，没有说一句话，像是在默默回想几十年间同生共死的日子。

追悼会定在1月10日下午三点。安排刚确定下来，周恩来就着手布置会场、起草悼词、商定出席名单，整整忙了两天两夜。作为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，他心里很明白，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不适宜出席这种场合，因此始终没有向中南海问一句“主席去不去”。

毛泽东起初也确实打算不去。1月8日，他听说追悼会时间后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自己身体不行，很难到场。身边人也都认为，这是现实情况下无奈却合理的决定。毕竟，自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很少亲自出席追悼会。

有意思的是，到了10日中午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。按惯例，这个时间毛泽东应该休息，可他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让张玉凤拿来书，他强撑着看，却明显心不在焉。

屋里没有钟表，也没有日历。只是靠着习惯感受时间的流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放下书，抬头问道：“小张，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主席，一点半。”张玉凤以为他要午睡，声音压得很低。

毛泽东却用手撑着沙发扶手，吃力地坐了起来，声音突然提了上去：“调车，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！”

这句话，把屋里的人都震住了。大家知道他病得不轻，也知道赴会意味着很大的消耗。但没人劝阻，因为也都明白，他这是拿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决心。

二、相见恨晚的旧交

两位老人晚年互相关切，并不是客套，而是几十年革命岁月淬炼出的真感情。往前追溯，要从1928年的井冈山说起。

1928年4月28日，毛泽东率领井冈山第一团执行任务返回宁冈砻市休整。差不多同一时间，从南昌起义余部一路转战上来的朱德、陈毅，也到了这里，在龙江书院驻扎。那时两支队伍还没正式会师，但互相早有耳闻。

毛泽东此前就听说过陈毅这个人：南昌起义的骨干、朱德军中的党代表，文化水平高，政治立场坚定，还会写诗。陈毅对毛泽东也颇为关注，早听说井冈山的“新军”搞了什么“三湾改编”“支部建在连上”。

龙江书院里，两人第一次握手。陈毅握着毛泽东的手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我们早盼望上井冈山来，今天终于如愿了！”这种开门见山的热情，很符合陈毅的性格。两人稍一交谈，就发现理念相当合拍。

一周后，朱德、陈毅率部队出击，消灭了井冈山周边的一部分敌军，还占领了永新县城。回军途中，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短短的信：“相见恨晚，相慰平生，希遇事相商。”

短短十四个字，却包含着相当高的评价。那时他们仅仅结识一周，毛泽东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话？并不是仓促，而是彼此之间极易产生认同。

两人都是党代表，又都在摸索如何在旧军队里建立新型军队。陈毅此前协助朱德对南昌起义余部进行整编，他提出的一些做法，在本质上和毛泽东的“三湾改编”不谋而合。比如，把党支部建到连队，把骨干分散到基层，而不是集中在机关里当“闲官”。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大胆创新。

陈毅上井冈山前，就看重毛泽东搞的那套新办法。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，毛委员的办法是治本的。把党、团员分到连队去，作用就是大呢！”这个评价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而是他真心服气。

这种理念上的相通，使两人在后来的长征、抗战、解放战争中，一路建立起极为深厚的信任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这种信任又延续到治国理政的各个层面。

三、诗酒与外交：建国后的并肩

新中国刚成立的那些年，工作千头万绪。周恩来身兼数职，几乎全年无休。外交事务日益增多，中央考虑要有人分担一部分工作，于是想到了陈毅。

1958年，陈毅被任命为外交部长，兼任国务院副总理。这个安排并不意外。陈毅出身新军，又具诗人气质，对国际局势敏锐，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和毛泽东之间有着长期的革命交往和彼此理解。

在后来的大量涉外活动中，毛泽东与陈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“搭档关系”。毛泽东把握战略方向，陈毅负责具体执行和对外表达。许多重大场合，两人分工默契。

一次招待苏联客人的宴会上，毛泽东当着客人的面，向对方介绍陈毅：“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。”这句话，就足以说明信任程度。陈毅听在耳里，心里很明白，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肯定，更是对他政治立场的认可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两人的交情不只体现在工作上，还延伸到了诗词领域。毛泽东与不少民主人士之间，有私人友情和诗文往来，但在党内高级领导里，能和他用诗词互通心声的，陈毅几乎是唯一一个。

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忆：“主席与民主人士多系私交，与党内同志皆属公务，惟一的例外是陈毅，他与主席有诗词交往，这属于私交。”这句话分量不轻。能用“私交”来形容的，在那个层级中确实寥寥可数。

陈毅的诗，豪放中带着幽默，带剑气，也带人情味。毛泽东看得懂，听得进，两人常常借诗谈感慨、谈时局。有些话不适合在会上一板一眼地说，就藏在诗句里面，互相心领神会。

也正因为有这层交往，到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，当两人的身体都不大好时，他们仍然惦记对方的状况。1971年1月16日，七十岁的陈毅被查出直肠癌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毛泽东从那以后一直关心他的治疗情况，经常让身边人打听病情。

病重之时，陈毅念念不忘的，也是井冈山、长征和“红军”“毛主席”这些词。身边的人回忆，在生命最后几天，他断断续续说的，就是“红军……毛主席……一直向前……战胜敌人……”这些碎片般的话。到了那时，许多经历都已经淡下去，留下来的，是最早的那段峥嵘岁月。

四、八宝山礼堂里的黑纱

时间跳回到1972年1月10日。下午一点半左右，毛泽东一句“调车”，让整个保卫系统立刻运转起来。警卫队长陈长江接到通知，第一个动作就是赶紧给西花厅打电话。

周恩来得知主席要来，心里一震。原先拟定的出席名单，是按“主席不参加”的情况安排的。现在毛泽东临时决定出席，意味着可以适当扩大范围，多邀请一些在京的老战友和陈毅生前的友人前来。他很快调整了安排，把相关同志紧急通知到八宝山，其中包括唯一的外宾——西哈努克亲王。

同时，周恩来还吩咐工作人员，在休息室里升起火炉。北京的一月，礼堂里阴冷刺骨，他担心毛泽东的身体，想着让对方先暖和暖和，再进场。

很短时间内，八宝山那边收拾停当。再看中南海，毛泽东已经在张玉凤和护士长吴旭君的搀扶下，走出住处。他上身穿着米色睡衣，下身是一条补了多次的毛绒裤，没戴帽子，也没换正式衣服，看起来和往年出席重大场合的形象完全不同。

陈长江一见，急忙上前：“主席，多穿点儿，外面冷，您的身子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毛泽东已经示意把车门打开，不愿再耽搁。他很清楚时间，不想迟到。

车子驶出中南海，一路向西，半个多小时后抵达八宝山公墓礼堂。那会儿距离追悼会正式开始，还有大约半个小时。

陈长江先下车，往礼堂里快步走去，准备通知接待人员。不想刚进接待室，就看到周恩来、宋庆龄、朱德已经在那里等候。周恩来显然早有准备，安排得很周全。

三人一行快步来到前厅，恰好遇上毛泽东走进来。两位老人隔着几步远，先是对视了一眼，接着握住了对方的手。这一瞬间，并没有太多语言，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。

在周恩来的引导下，毛泽东被请进了已经升好火的休息室。屋子里比外面暖和一些，但他仍然有些气喘。坐下没多久，陈毅的夫人张茜走了进来。

她一看到毛泽东，眼眶就红了，忍不住加快脚步，走到面前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主席，您怎么来了？”

毛泽东闻言，试图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陈长江赶紧扶了一把。毛泽东看着张茜憔悴的面容，声音略微发颤：“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。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好同志……”

张茜这才真正抑制不住情绪，眼泪当场流了下来。她轻轻挽住毛泽东的胳膊，这个动作既是依赖，也是出于本能的亲近。这一幕后来被记者镜头记录下来，成为那天最令人难忘的画面之一。

短暂停顿之后，她忍着哽咽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陈毅有时不懂事，惹您生气了。”

这句话里，有愧疚，也有对某些往事的含蓄提及。毛泽东听得很清楚，沉了一下，语气却格外坚定：“他是个好人。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，他为中国革命、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。”

这句话，是一种盖棺定论式的评价。对一位经历过风浪的老元帅来说，没有比这种评价更重要的东西。张茜当场含泪点头，整个人似乎放松了一些。

很快，陈毅的几个孩子也被叫了进来。毛泽东看到这些晚辈，目光柔和下来，招手让他们靠近。面对这些孩子，他说话明显慢了些：“你们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工作，继承父亲的遗愿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说着，还伸手轻轻摸了摸他们的头或肩膀。孩子们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含着泪直点头。

时间在此刻悄悄逼近三点。下午2点55分，张茜注意到钟点，心里一紧。她知道毛泽东是带病而来，一直站着坐着都很吃力，就站起身来说：“主席，您坐一下就回去吧。”

毛泽东摇了摇头，没有犹豫：“不，我也要参加追悼会，给我一个黑纱。”

这句话，把屋里的人再次震住了。按惯例，主席很少在公开场合佩戴黑纱，这代表一种格外郑重的悼念方式。张茜听到这句话，眼泪再也止不住，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那怎么敢当啊！”

“那怎么敢当啊”这几个字，带着发自内心的敬畏，也带着一种“承受不起”的感觉。她知道毛泽东的身份，也知道对方这一步意味着什么。

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黑纱，很快把一块黑纱郑重地戴到了毛泽东左袖上。动作并不复杂，但在在场的许多人心里，这一刻像是给陈毅几十年的战斗生涯，加上了一个沉甸甸的注脚。

下午三点整，礼堂内的追悼会正式开始。周恩来站在台上，拿着悼词，声音微微发颤：

“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，悼念陈毅同志……”

悼词篇幅不短，内容依次回顾了陈毅自大革命、土地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阶段，肯定了他在党内、军内以及外交战线上的重要贡献。关键一句是：“几十年来，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……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”

读到最后一句“陈毅同志安息吧”时，周恩来的声音哽住了，他低头擦了一下眼角，没能完全控制住情绪。礼堂内一片肃静，只能听到压抑的抽泣声。

毛泽东站在台下，黑纱系在左袖，眼睛始终望着覆盖国旗的骨灰盒和陈毅的遗像。他没有说话，但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，他的眼眶也是湿的。

悼词念完，全场肃立。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，缓步走到骨灰盒前，鞠躬三次，每一次都弯得很深。对于七十多岁且病体沉重的老人来说，这样的动作并不轻松。

追悼会结束后，毛泽东再次对张茜说了几句安慰的话，劝她节哀顺变。张茜强忍悲痛，带着几个孩子一直把他送到礼堂门口，目送他在卫士搀扶下上车离开。

有一点值得注意，这次追悼会，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公开参加的追悼活动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当天那块黑纱，既是向一位老战友的告别，也是某种时代记忆的定格。

五、战友之情的分量

陈毅逝世时七十一岁，毛泽东七十八岁，两人相识自1928年，会师井冈算起，足足四十四年。这个跨度，几乎涵盖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主要阶段。

从井冈山的会面，到长征路上的分合，再到抗战时期南方新四军的艰苦，再到解放战争中的大兵团作战，以及建国后外交战线上的合作，他们见证了彼此的高峰和低谷，看过对方的锋芒，也见过对方的犹疑。

也正因如此，当陈毅病重时，才会在病床上反复念叨“红军”“毛主席”。那不是简单的口头习惯，而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本能指向；而当他离世后，毛泽东才会在自己身体极其不适的情况下，仍然坚持要去八宝山，亲自站在遗像前，佩戴黑纱，行三鞠躬礼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从表面看，陈毅的性格豪放直率，爱打趣，爱喝酒；毛泽东则更善于从全局看问题，话语里常常带着深意。一个似乎“不太讲究分寸”，一个常常要顾全大局，这样两种性格放在一起，看似容易磕碰，实际上却形成了某种互补。

陈毅有时“嘴快”，说话不拐弯，免不了与某些人产生摩擦。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，他始终与毛泽东保持一致，这一点，是毛泽东看得最清楚的地方。张茜那句“陈毅有时不懂事，惹您生气了”，恰恰说明这一点：一些局部上的不圆滑，不会否定整体上的忠诚和贡献。

毛泽东当着她的面，说“他是个好人”“是立了功的”“为中国革命、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”，就是把话说到了根上。政治评价很少如此直接，而他那天在休息室里说的几句话，却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态度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1月10日那天的追悼会，并不仅仅是一场庄严的告别仪式，而更像是对一段革命友谊、对一个复杂时代的集中呈现。黑纱、鞠躬、悼词、泪水，都是表象；真正支撑这一切的，是几十年生死相托、休戚与共的经历。

毛泽东那句“调车，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”，以及那块系在左袖上的黑纱，放在整个历史长河里或许只是短暂一瞬，但在当时在场的人心中，却是极难磨灭的一幕。

张茜在听到“给我一个黑纱”之后脱口而出的“那怎么敢当啊”，既是真诚的惊讶，也是对那份情谊分量的朴素理解。她知道，能让毛泽东在那样的身体状况下亲自到场、佩戴黑纱的，并不多；陈毅能有此待遇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几十年一路走来的忠诚、担当和功劳。